当前位置: 火鸡 >> 火鸡的种类 >> 这一轮猪肉涨价,并不意外但幅度超出了人
在业内人士眼中,这一轮猪肉涨价,并不意外。但是幅度如此之大,却可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根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记录,年1月份的白条猪批发价格还在低谷,为13.77/公斤,而到了10月底,居然飙升到50.25元/公斤,增加了2.6倍!尽管随后又回降到了40元/公斤左右,也还是增加了近2倍。
猪肉涨价的原因很简单:猪肉少了。猪肉为什么减少?综合各方面的分析,是三大因素叠加:一是生猪生产自身的周期性波动--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太低,让一些农民不愿养猪;二是年8月以来,非洲猪瘟出现并快速蔓延,让一些农民不敢养猪;三是一些地方进行环境污染治理,拆除了一些猪场,让一些农民不能养猪。
三重因素叠加,所造成的猪肉减产幅度,前所未有。根据官方数据,年7月,我国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数量,同比均下降了32%。这意味着,年下半年到年上半年期间的生猪出栏数量,同比将下降32%左右,折算成猪肉生产的减少量,为多万吨。
这个减少幅度,是以年为基期计算的。如果我们再多回看几年数据,就会发现:年以来,我国的生猪生产一直呈下降趋势。年末同年末相比,我国的生猪存栏数量减少了多万头,减少幅度为11.1%。因此,年的减产,是雪上加霜,或者说是雪上加冰。
我在农村调研时,听到不少地方干部把猪肉价格上涨与中美 关联起来。这是误解。年以来,我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猪肉数量,大体上在10-20万吨之间。这个数量级,同我国国内猪肉减产的数量相比,微不足道。
即便考虑全部的猪肉进口,影响也很有限。我国的猪肉进口,年数量 ,为万吨。年、年分别为万吨和万吨。年我国猪肉进口数量大幅度增长,前10个月合计,也不过为万吨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,近年来,世界每年猪肉的出口总量为多万吨。显然,靠进口,远远无法弥补国内猪肉减产缺口。
把进口数量考虑在内,猪肉供给量仍然减少0万吨左右。这意味着,有人要少吃猪肉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收入水平决定了购买水平。因此,猪肉减产的绝大部分压力, 的承受者,只能是低收入阶层。靠政府给低收入者发补贴,无法解决问题,因为,再怎么补贴,也无法弥补收入差异。要想真正解决问题,只能是加快恢复国内生猪生产。生产数量上来了,猪肉价格自然会降下去,低收入阶层才能买得起更多的猪肉。
受猪肉价格上涨影响,牛羊肉和鸡肉的价格也上涨了,但幅度要小得多。根据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记录,牛羊鸡肉的价格,同比上涨幅度 时,均为20%上下。
牛羊肉与猪肉相比,属于高价产品,价格通常比猪肉高一两倍以上。即便在猪肉涨价后,牛羊肉的价格也仍然高于猪肉,因此,对猪肉的替代性很小。绝大部分人口不会因为猪肉涨价了,就转而去买价格更高的牛羊肉。
鸡肉的替代性要大得多,主要是因为饲料报酬率高,价格比猪肉低,并且生产周期很短,从孵化小鸡到肉鸡饲养,只要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因此,猪肉价格大涨以来,鸡肉的消费数量明显增加。鸡肉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是很高,是因为肉鸡企业的竞争比较激烈。价格上涨的部分,基本上全是利润;20%的价格上涨,可能意味着利润翻倍还多。这极大地刺激了肉鸡生产的增长,从而抑制了价格的进一步升高。
这一轮的猪肉价格暴涨, 。今后一段时间,只要把非洲猪瘟控制好了,暴涨上去的价格,终究还是要回落下来。只是,此后的养猪业,将不再是原来的模样。
鸡肉对猪肉的替代,将会持续下去。这是件好事。同猪肉比起来,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更高,脂肪含量更少,质量更好(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),并且饲料效率高,生产成本更低,消费价格更低。
事实上,过去30多年来,在肉类消费中,猪肉的比重一直在下降,从高于90%,下降到这次涨价前的62%。这次涨价之后,有可能降低到60%以下,并且还会继续降低。
我国禽肉消费占肉类生产的比重,从80年代初的不到10%,上升到现在的22%,将来还会持续上升。美国的肉类消费中,比重 的是禽肉,包括鸡肉和火鸡肉,占45%,而猪肉仅占25%。日本的肉类消费中,禽肉所占比例更高,达50%左右,而猪肉只占35%左右。
由于环保要求而关停的养猪场,不会再度开放。新建的养猪场,环保要求一定会很严格。因此,我国养猪业的结构,必将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:
一是规模结构变化。太大或太小,都不成。小规模农户难以环保达标,就不用说了;而万头猪场或更大的猪场,猪粪的处理会日益困难。无论用什么样的粪污处理技术,猪粪的最终出路,也只能是回到田里去。从技术、环保和疫病控制的角度看,大企业的养猪总量会更多;但是,这些企业中,每个养殖场的规模,并不是越大越好。-头的存栏数量,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养殖规模。
二是区域结构变化。会有更多的猪场,建在山区和丘陵地区。因为,要把猪粪处理成有机肥,成本比较高,普通的大田是使用不起的。而丘陵山区的各种特殊种植业,包括茶园果园等,是高增值的产业,每亩的产值通常在万元以上;这些特殊种植业需要有机肥,愿意用有机肥,也用得起,是有机肥的 去处。
本文作者:柯炳生,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,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。曾任农业部(今农业农村部)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农业大学校长。